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培养模式上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今年5月,2026届外科学(骨外)专业学位博士生铁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了答辩。他展示了一套应用于真实临床场景的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

铁大钊提交的实践成果,包括一套原创的临床分型体系以及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这些成果均源于临床并旨在服务临床。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了其申请,铁大钊由此成为中国医学领域首位凭借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将临床研究与实际诊疗相结合

铁大钊此次以软件成果进行答辩并获得通过,源于他对一种罕见疾病的深入研究。

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是一种少见且复杂的脊柱变形,其发病率低导致医生接触病例有限,经验积累困难。此外,每位患者的畸形特征各异,而颈椎毗邻脑干和颈髓等重要神经结构,手术稍有差池便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长期以来,国际上缺乏针对此类疾病的成熟统一临床分型和诊疗指南。面对复杂病例,医生往往依赖个人经验制定手术方案,难以形成标准化、统一的诊疗路径。因此,如何更精确地评估病情并为不同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是该领域面临的迫切临床挑战。

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生,铁大钊接触的并非抽象数据,而是鲜活的患者。

从门诊评估、病房查房到影像判读、术前讨论、手术规划及术后随访,他逐渐认识到,真正困难的不仅在于疾病的罕见和复杂性,更在于“每位患者的情况千差万别,手术策略难以简单套用既有经验”。

他设想,若能梳理历年积累的病例,找出其中的规律,是否就能建立一套通用的判断标准,使医生在面对不同患者时有所依据,而非仅仅依赖个人经验?

铁大钊着手重新审视科室十余年来的病例资料。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建立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专病队列,在导师周非非教授及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他对病例进行重新分析、比较和归纳,并不断回归临床进行验证。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他最终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

铁大钊坚信,临床医学研究必须紧密联系真实诊疗场景,临床医学生的科研应“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他与团队利用信息技术,将这套分型体系进一步开发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医生输入患者影像资料后,系统能辅助分析畸形特征,为术前规划提供参考,从而规范复杂病例的判断,并促进不同医生间的沟通。

目前,该软件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国内多家脊柱畸形诊疗单位投入使用,并正在全国多个病学研究中心进行临床验证。在铁大钊看来,此项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能切实帮助医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而非仅仅完成一项博士课题。

重新定义“学术”标准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

周非非教授认为,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形式不同,但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关键在于“透过形式的革新,深入思考研究生培养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成果才足以匹配‘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的学位”。

临床医学的核心在于从实际临床中发现问题,并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凝练成果。正如周非非所言,在培养铁大钊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始终引导学生进行深层临床思考:何为真正的问题?困境的核心是什么?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临床分型应具备何种特征,是逻辑自洽还是临床可操作性?”

铁大钊提交的实践成果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完成的。从发现临床问题,到建立分型体系,再到开发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并实现临床应用,其研究成果始终围绕真实诊疗场景不断完善和验证。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我们将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发表情况’转移到‘临床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以及解决的学术高度’。”他指出,这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探索。此次探索“并非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命题”。

以临床成果评定实践学位

将实践成果作为申请学位的依据,并不意味着评价标准的降低。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该实践成果经历了与传统博士论文同等严格,甚至更为多元化的评价过程。

铁大钊就其实践成果撰写了报告,答辩委员会对此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结合临床应用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最终由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授予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成员包括7位国内骨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教育部和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进行监督指导。答辩会上,铁大钊系统汇报了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的构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情况,并逐一回应了专家提问。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表示,此次探索建立了以临床创新价值、实际诊疗效益、多中心应用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实现了“临床出成果、实践评学位”的目标。

铁大钊认为:“临床医学研究不能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问题,更在于形成可验证、可应用、可推广的临床工具,真正服务于诊疗决策和患者获益。”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学位答辩,更是一次重新理解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内涵的过程。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认为,此次探索不仅产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知识体系,还反哺了教学,形成了“临床-科研-转化-教学”的全链条育人新模式,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