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基础研究能力是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在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晓强，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刘铁岩，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张嘉漪，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阳铭等专家学者，就如何通过加大投入、创新机制、优化布局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展开了深入探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经历转型，对源头创新的需求前所未有。陈晔光指出，透彻理解事物根本原理是产生颠覆性应用成果的前提，同时，基础研究中催生的新技术、新路径也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李晓强补充道，许多“卡脖子”问题根源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未被突破，缺乏深厚基础研究支撑将导致低水平重复。刘铁岩强调，基础研究已成为当前竞争的底层能力，尤其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它超越了传统论文和学科范畴，关乎掌握未来主动权。
在如何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方面，张嘉漪认为两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研究旨在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聚焦科学规律和关键机制；而自由探索则为产生原创性突破提供了源泉，许多重大成果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阳铭补充说，两者互补共生，自由探索奠定底层科学基础，目标导向研究则能提炼出新的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关键在于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陈晔光建议，应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对自由探索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和宽松环境，对目标导向研究则确定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
针对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刘铁岩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阐述了其“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融合发展模式及项目制团队的优势。他指出，打通成果转化链条的关键在于明确问题提出者和成果验证者，即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措施包括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对接、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以及打通科研转化通道，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关于科研经费的投入与分配，李晓强指出，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有所提升，但与创新强国仍有差距，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并优化经费分配结构。他强调，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对成熟团队和重大基础设施，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阳铭提出，自由探索类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应在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的同时，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起步困难，在评审中关注创新潜力和科学价值，使资源更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在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方面，陈晔光指出，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投入意愿不强。张嘉漪建议，针对产业“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模式，并分享了复旦大学构建的协同投入体系和与头部企业合作的经验。刘铁岩认为，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方针牵引、企业的需求与场景、科研机构的原创能力及社会资本的接续。他强调，应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基础平台加大支持，同时让企业更早参与产业牵引型研究，并利用政府联合基金和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
在科技评价改革方面，陈晔光认为，基础研究评价难点在于其长周期和不确定性，评价应回归专业判断，实行“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不应“唯高影响因子”。李晓强建议，评价维度需更全面，不仅关注结果，也应重视过程中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等隐性产出，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识别机制，并建立“探索风险档案”。张嘉漪提出，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十分必要，因为证明某个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针对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环境，阳铭认为，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考核要求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他指出，基础研究的阶段性进展不应仅以论文形式呈现，单位应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刘铁岩表示，将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包容的评价体系。他提出，应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关注阶段性评价，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并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鼓励青年人才自主立项，让他们在不确定性中更具定力。